昨晚三点二十，我把黄焖鸡的汤渍擦在A4打印纸背面的时候，甲方发来的第七版合同修改稿刚好弹出来。
我盯着屏幕。
那个”可”字像只爬在白纸上的苍蝇。
原来的条款写的是”所有涉及黔东南村寨传统苗绣纹样的使用，必须经村寨集体议事会书面同意，联名产品收益的15%返还村寨用于绣娘培训”，现在被改成了”可经对接联络员确认后使用相关纹样，收益返还比例按实际销售情况协商”。
我捏着鼠标的手指都在抖。
当事人半夜发的语音方阵，比我保温杯里泡烂的枸杞还让人头疼
说起来这个项目还是半个月前接的。云南来的李姐，是黔东南某苗寨合作社的负责人，半夜十二点给我发了七条六十秒语音方阵，中间还夹着三个抖得快看不清的短视频。
我当时刚改完另一个买卖合同的违约金条款，耳机里还剩之前听的新闻联播的余韵，点开第一条语音就听见李姐带着哭腔的声音。
“小周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寨子里传了六代的那个蝴蝶妈妈的纹样，被广东的品牌印在T恤上，卖一百九十八一件，我们绣娘绣个完整的纹样要花十二天，之前卖个绣片才赚八十块钱啊。”
我听完第四条的时候，耳膜都快炸了。
不是李姐说的不清楚，是我连续三天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，本来就脆。
之前我总觉得，这种涉及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的纠纷，最后都是调解赔点钱了事——毕竟著作权法里的作品都有保护期，哪有什么作者署名的传了几百年的纹样，算谁的？
直到我翻到去年那个侗族大歌的案子，某品牌把大歌的片段剪了剪当广告bgm，找了当地文化馆的一个工作人员签了授权，最后法院判了八十万赔偿，理由是那个片段是侗族村寨集体世代传承的文化成果，属于传统知识权益的保护范畴，文化馆根本没有权利代表整个村寨处分相关权益。
我当时把判决书抽出来的时候，旁边的打印机刚好卡纸，卡的就是这页，焦糊味飘了半间办公室。
甲方改的那个”可”字，差点让我把键盘砸在显示器上
回到甲方改的那个”可”字。
我之前给这个条款写的解释备注里，明明白白写了，为什么必须要找集体议事会签字——因为传统知识的权益主体从来不是某个单独的个人，是整个世代传承这个知识的群体。
那个联络员是什么人？是合作社雇的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，每个月工资三千五，她有什么权利代表整个寨子决定，要不要把传了几百年的纹样印在口红管上？有什么权利决定卖出去的口红赚的钱，给寨子里分多少？
这个”可”字的修改，本质上是把原来刚性的约束，变成了可松可紧的橡皮筋——真等品牌把东西卖出去了，李姐去找他们要说法，人家大可以说”我们当时跟联络员确认过的”，真要闹到法院，那点授权的效力根本站不住脚，最后赔的钱，品牌觉得冤，村寨觉得亏，我们作为中间方，还要被老板骂”当时怎么没把好关”。
我当时把修改的痕迹截了图，发给对接的甲方法务，对方半小时回了个消息，说”你们太死板了，不就是个老纹样吗，多大点事”。
我盯着那个”老纹样”三个字，差点把刚泡的枸杞水泼在键盘上。
什么叫老纹样？那是绣娘坐在吊脚楼的火塘边，一针一线绣了几百年的东西，是她们嫁女儿的时候要绣在嫁衣上的图腾，是她们逢年过节要唱的古歌里记着的故事，怎么到了甲方嘴里，就成了随便能拿的素材？
别跟我扯什么”公共文化资源”，真赔的时候没人替你扛
说到这个我就来气。
昨天我们老板在部门群里@我，说甲方那边提了，传统知识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公共资源，没必要卡那么死，收益返还的比例能不能再降两个点，不然甲方的利润空间不够。
我当时刚把外卖盒收拾好，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手里的垃圾袋都差点掉在地上。
所谓”公共文化资源”的说辞，本质上是想空手套白狼，把别人攒了几百年的家底，变成自己免费的营销素材。
我之前帮另一个客户处理过一个案子，某保健品品牌拿了云南某个老中医家族传了五代的止咳偏方，改了改做成润喉糖，说这是公开的传统知识，不用给人家家族钱，最后法院判了六十二万赔偿，理由是这个偏方是特定家族世代传承的、有明确的实践场景和身份关联的传统知识，不属于可以任意使用的公共领域资源。
那个品牌的市场部负责人，因为这个事被老板骂到主动辞职，走之前还在朋友圈发了一句”谁能想到一个老偏方居然能值这么多钱”。
我当时看到那条朋友圈的时候，正在给李姐写维权的律师函，楼下的外卖小哥打了三个电话催我取餐，我穿着拖鞋跑下去拿餐，风把律师函吹翻了两页，刚好看到”传统知识集体权益主体”那几个字，突然就觉得，这些法条根本不是印在教科书上飘着的东西。
它是李姐说绣娘十二天才能绣完一个纹样的那个时间成本，是老中医家传了五代的药方里的那些剂量，是侗族大歌里那些没有写在纸上的、靠口耳相传留下来的旋律。
刚才老板又在群里@我，说甲方问能不能今天就把合同定了，别为了这点小事耽误上市进度。
我盯着屏幕，打了又删，删了又打。
最后发出去一句：”姐，这个真不行。”
窗外的天已经亮了，楼下的早餐铺开始冒热气，我保温杯里的枸杞，早就泡得没味了。
